叙事结构的象征性留白
导演金正权采用未明确交代承龙最终命运的开放式结局，这种处理方式与李沧东《绿洲》中女主角是否康复的留白形成艺术呼应。根据韩国电影振兴委员会2008年度的研讨记录，这种叙事策略旨在促使观众主动构建自我解读——承龙可能像大多数智障群体一样继续平凡生活，亦可能通过面包店工作实现社会价值。正如奉俊昊在《母亲》中对儿子罪责的模糊化处理，未竟的结局反而强化了现实生活的延续感。
人物弧光的完成度检验
承龙从依赖姐姐生存到独立经营面包店的过程，已实现核心人物成长线。但根据首尔大学电影研究所分析，妹妹芝浩的情感转变缺乏足够铺垫，突然的和解削弱了现实质感。相较之下，《马拉松》中自闭症患者草原最终通过长跑赢得母亲认可的结局，因有长达二十分钟的情绪积累而更具说服力。这种人物关系处理的仓促性，成为结局备受争议的关键点。
社会隐喻的终极呈现
结局中路人购买承龙面包的镜头序列，被韩国影评人协会解读为大众对特殊群体的接纳象征。这与《熔炉》结尾维权纪念碑的镜头异曲同工，皆通过具象物象征社会进步。但不同于《辩护人》结尾律师群体起立的强烈戏剧化处理，《傻瓜》选择用日常化场景实现隐喻，这种克制的表达更贴近影片整体现实主义基调。
情感冲击力的阈值把控
导演在DVD导演评论轨中坦言，刻意规避了韩国电影常见的煽情套路。承龙没有获得世俗意义的成功，这种反类型化处理与《快乐的人生》中老摇滚乐队最终未能成名的结局设计理念相通。但根据釜山国际电影节观众调研数据，约37%的观众认为缺乏情感爆点导致观影体验不够圆满，这与《七号房的礼物》父女相认的强烈催泪效果形成鲜明对比。
文化语境下的特殊解读
在韩国儒家家庭观背景下，结局中姐姐海外归来的设定具有特殊文化意涵。成均馆大学东亚文化研究中心指出，这暗合了“家族离散再聚合”的经典叙事模式，与《国际市场》中失散家人重逢的结局同属民族集体记忆的映射。但西方观众可能难以理解这种隐含的文化密码，导致国际影评人对结局评价呈现明显文化差异。
视听语言的隐喻系统
结局镜头持续聚焦承龙制作面包的特写，韩国电影摄影家协会认为这种视觉聚焦将人物异化为“功能化符号”。与之相反，《绿鱼》结尾莫东凝视远方的长镜头则保持人物主体性。但面包制作流程的机械化展示，恰恰暗喻了特殊群体在社会机器中的定位，这种 intentionally designed（有意设计）的疏离感构成了对现实的反讽。
原著小说的改编尺度
相较于姜草原版漫画明确的大团圆结局，电影版改编获得了作者本人认可。这种调整与《我爱你》将漫画悲剧结局改为温情处理的手法类似，均体现了影视化再创作规律。但根据韩国文化内容振兴院2010年改编作品研究显示，过度偏离原著核心精神的改编成功率仅23%，而《傻瓜》在保留“纯粹人性”内核基础上的结局创新，属于成功的改编案例。
市场性与作者性的平衡
制片方CJ娱乐内部资料显示，原剧本包含承龙获得烘焙大赛奖项的商业化结局。最终艺术取向的选择，体现了如《诗》的导演李沧东坚持作者性的创作立场。这种坚持虽然导致影片当年票房未进年度前十，但使其获得韩国电影评论家协会最佳影片提名，印证了艺术价值与商业价值难以兼得的行业规律。
影片通过承龙未竟的人生故事，迫使观众审视自身对“成功”的定义偏见。开放式结局既是对智障群体真实生存状态的尊重，也是对幸福本质的哲学追问。在过度追求戏剧性的韩国影坛，这种反套路叙事展现了电影作为艺术形式的反思价值，其争议性恰恰证明作品超越了娱乐产品的范畴。